静深若海 击石有声 ——记中国科学院院士、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张存浩(中国科学报2014-01-13)

  

  记者 杨琪 张晶晶 发布时间:2014-01-13

  来源:中国科学报

  大连的冬海平静深邃,阳光撒入海面,令人倍感温暖坚定。

  半个多世纪以前,一位从美国归来的年轻学子,怀揣着科技报国梦来到这片海滨,来到东北科研所大连分所(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前身)。

  “为新中国而工作”,是那个年代很多人的一种朴素情怀。那一年,这个年轻人刚刚23岁。

  岁月如歌,六十三载献身于祖国的科学事业;春华秋实,一个又一个重大而急迫的国家任务被攻克。报国情怀矢志不渝,科学梦想历久弥新。

  2014年1月10日,当他从国家主席习近平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时,全场掌声雷动。

 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前主任、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研究员张存浩。

  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。临近体味这位耄耋老人,如同眺望一片静海,看似温若无形,却深沉有势,击石有声。

  临危亢奋 至人无己

  “我有自己的科技梦想。”然而梦想与现实总是多有抵牾,当很多科学家在面对志向“未遂”而心生遗憾的时候,张存浩却说:“我的梦想在国家宏伟的科技规划里非常渺小。”

  幼年的张存浩家住天津,当时正是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席卷华北的时候。为了抵制奴化教育,母亲忍痛将当时只有9岁的他送到重庆姑父姑母处继续学业。

  国家羸弱,备受欺凌。此后,他又随姑父姑母辗转于重庆和福建等地。落魄国事、动荡家情,在张存浩心中埋下发愤图强、振兴中华的种子。

  1950年,年仅22岁的张存浩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化学工程硕士学位。这一年,美国悍然入侵朝鲜,中国志愿军赴朝抗美。

  此时,张存浩敏锐地觉察到,美国很快将要对中国进行科技及人才方面的封锁,“这必将耽误我的科学报国梦!”

  新中国的蓬勃生机和万千气象同时在强力召唤着候鸟们早日归巢。当年10月,张存浩放弃留美深造和工作的机会,毅然归国。

  回国后,张存浩在大连分所的“燃料第一研究室”工作,研究课题是世界热门的“水煤气合成石油”。

  建国初期,我国石油十分匮乏,加之国外对我国实施石油禁运,而且当时国际上普遍认为世界石油储量已开采不了多久,纷纷研究从煤或天然气出发,经合成气合成石油的方法。但研究者们却遭遇同样的难题:催化剂积碳粉碎,运行周期只有短短几天。

  当时,大连分所一群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并“不信邪”。王善鋆在不到一年时间研制出抗积碳的氮化熔铁催化剂。卢佩章发展了气相色谱方法,加上张存浩与合作者推演的元素平衡数据处理方案,使实验数据精度超越国外。

  之后,“不信邪”的张存浩与合作者从流化床小试到中试,一直做到工业实验,取得巨大成功,不仅油产率超过了美国,而且运行周期长达两三个月。

  大连化物所所长、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涛说,这一技术经大连化物所几代人不懈创新与推广,如今已成为新时期我国能源结构调整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手段。

  1955年9月,年仅27岁的张存浩当选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,在人民大会堂受到毛主席接见。该成果次年获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。

  下一个挑战很快到来。上世纪50年代末,紧张的国际形势迫使中国必须独立自主并迅速地发展国防尖端技术,应时所需,张存浩转入火箭推进剂研制这一陌生的领域。

  “对于这一新课题老张和我什么都不懂。既然国家需要,就努力去干,不懂就去学。”何国钟院士回忆道,“老张很刻苦,拼命去学。”

  实验场地在郊区的山沟里,张存浩作为项目负责人之一,吃住都在山沟。当时正值国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,粮食紧张,学累了干饿了,张存浩和何国钟就享用一下从午饭中“克扣”出来的窝窝头,之后继续攻坚克难。

  1964年,他们提出了固体推进剂燃速的多层火焰理论模型,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解释了固体推进剂的侵蚀燃烧和临界流速现象。

  改革开放后,在与美国科学界人士的一次交流中,美国科学家惊叹道:“没想到中国在20年前就有了这么完美的燃速理论。”

  “文革”期间,火箭推进剂研究室迁往三线,张存浩作为“五七大军”的一员,全家人一起被下放农村一年半的时间。

  回城后,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于1973年正式成立了“激光化学实验室”。当时要在资料、仪器、设备样样欠缺的条件下搞研究,张存浩回忆说:“搞激光比搞火箭还困难。”

  当时,有领导主张搞自由电子激光,张存浩极力反对、据理力争,认为应该做化学激光,它较自由电子激光有明显的优越性。“我只要你十分之一的经费,还可比你早作出成果来!”

  上世纪70年代中期,张存浩开始领导我国第一台超音速扩散型氟化氢(氘)激光器的研制工作。经过他和何国钟、沙国河、杨柏龄等人的艰苦攻关,超音速燃烧型氟化氢、氟化氘激光器终于诞生,为发展我国国防高科技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  改弦更张绝非易事,更何况还要达到顶尖水平,但张存浩做到了,并且不止一次。

  “‘张着急’的绰号是我先喊出来的。”在何国钟眼中,比他年长5岁的张存浩一直是那么“着急”—— 一定要尽快而且保质保量地完成国家任务。国家为重,个人为轻。

  学有古风 教有公心

  “他非常重视人才培养。”中国科学院秘书长、曾在大连化物所工作过十几年的邓麦村如此评价道。

  1963年,还是助理研究员的何国钟被连升两级,工资一下子从68元升至89元,直接跳过78元那一级。这让这个“小年轻”工作更有干劲了。

  何国钟回忆说,当时已是研究员的张存浩“为这两级跳帮了不少忙”。

  爱才惜才是张存浩的一贯作风。

  1991年,张存浩接替唐敖庆先生,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。当时基金委刚创立不久,正是非常关键的时期。

  张存浩提出了依靠专家、发扬民主、支持公平合理的发展原则,并且提出了控制规模、提高强度、拉动鼓励创新以及加强基础、突出创新等一系列的资助政策。

  现任基金委主任杨卫说,正是在张存浩先生的领导下,基金委多年来才形成了公正朴实、接近科学家、尊重规律的好传统。

 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杰回忆,1999年他甫从海外归来时,两手空空,既没经费又没科研设备,“张存浩先生打破常规,把基金委主任的主任基金集腋成裘,支持我启动科研”。

  在陈章良、朱光亚以及张存浩等科学家的积极倡议下,1994年,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批准设立“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”,旨在促进青年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,并鼓励海外学者回国工作。

  据基金委统计,20年来,已有3000多位青年科学家获得该资助,其中近200位获得者已成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。

  张存浩始终强调:“人才的作用是无论如何评估都不过分的。”

  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。”1998年,张存浩主持设立了我国科技管理部委中的第一个学术监督机构——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。

  据统计,自监督委员会成立以来,基金申请的投诉率下降了2/3,基金申请过程中,学术诚信的风气也在不断上升。

  笃厚礼让 有斐君子

  接受媒体采访的那个清晨,张存浩提前半个小时就到场了,他从不让别人等。只要精力允许,他会和在场的人逐一握手,以示谢意或歉意。

  病榻上,他依然坚持为年轻人批改论文,细腻到“咬文嚼字”。

  不挑剔,生活上随遇而安,他时常告诉老伴不要为饭食“发愁”,“你做什么我就吃什么”……

  退休后的张存浩和夫人一起生活在北京,两个儿子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均有建树,这让老夫妻俩感到欣慰和踏实。

  在得知获奖的消息后,张存浩并没有非常兴奋。他告诉记者说,荣誉是集体的,做科研要走很长的路。

  1982年何国钟公派赴美深造期间,意外获知自己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。“他把我的名字列在第一位,另外两个年轻人是第二和第三位,他自己却排在第四位。他把荣誉让给了我们。”何国钟说道。

  张存浩的英文是出了名的好,基金委的许多文件当年都是他亲自修改的。儿子张融回忆说,小时候父亲每晚都在灯下读外文文献,并且一定会读出声来。“文革”期间下放农村,父亲终于有时间陪伴两兄弟。

  “他的体质不太好。年纪大了,脑子里却总是想着科研,年轻人来找他,他都很热心,一起探讨问题,修改论文。”说起生活中的张存浩,相濡以沫几十年的老伴迟云霞“抱怨”道。

  生活中的张存浩是一位什么样的人?听力有所下降的迟云霞大声回答记者:“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。”

  以下是该媒体报道地址:http://news.sciencenet.cn/sbhtmlnews/2014/1/282503.sht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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